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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炒股知识也是话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革命时期，出于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动员的需要，加上话剧自身发展及民众革命意识觉醒的推动，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纷纷成立白话剧社、剧团，促使这一时期广东的剧社及演剧活动呈现向上发展的势头。革命话剧融入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礼教等时代诉求，且因其革命性、大众性和娱乐性兼备的特点，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革命话剧起到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众觉悟、提升革命意识、促进革命动员的重要作用，成为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大革命运动在广东蓬勃兴起。为更好地向民众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高度重视话剧这一贴近民众的表演形式，推动了大革命时期话剧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话剧表演增添了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军阀的革命内容，形成了具有革命特色的话语表演艺术形式，称之为“革命话剧”。革命话剧成为大革命时期各革命团体争相运用的宣传形式，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既往学界对大革命时期话剧的研究聚焦于史料编辑（如《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个别话剧团体的活动（如血花剧社）等；易云的《广东的话剧》一文分新剧时期、爱美剧和左翼戏剧时期，对广东话剧发展的总体概况进行梳理，对了解广东话剧发展概貌颇具参考价值。总体上，当前学界对大革命时期颇具特色的“革命话剧”缺乏系统研究，成果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活动为主题，重点探讨此一时期革命话剧兴起的原因、主要活动及其作用，或能对大革命时期话剧研究有所补益。

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兴起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话剧表演以其形象直观、易受民众欢迎等原因受到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形式。这既是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动员的时代要求，也是话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民众革命意识觉醒在艺术领域的反映和表现。

1．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

广东地区话剧运动的兴起和近代革命运动紧密相连。1905年，革命志士陈少白在广州海幢寺创办“采南歌”班，率先使用广州话演出陈少白亲自创作的《侠男儿》《地府革命》《熊飞起义》《血战榴花塔》等剧本，并在演出中插入大段粤语道白甚至高呼革命口号。“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五四运动”前后，广州的学联会、佛山的沙塘救亡社、潮汕地区学生组织的白话剧社频繁演出新兴话剧，宣传爱国思想和各种新思潮。1920年，由何侠、阚涤华、林叔香等组织的国难余生社先后在广州、番禺、南海、石岐等地演出《温生才刺孚琦》《蔡锷云南起义师》等剧目，博得各地人士赞许。这些新兴话剧既传播了革命思想，也为此后革命话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迅速扩大革命影响，国共两党均高度重视革命宣传与动员工作。中共多个关于宣传的决议一再强调宣传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原则，要求编辑的各种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对农民的宣传“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做经常的有规划的农民宣传，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花纸画片）、幻灯等”。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关于宣传问题之议决案》，要求各地“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恽代英强调，宣传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更要了解被宣传人的生活。“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国民党一大改变了过去忽视宣传工作的局限，提出宣传出版的材料宜集中、宣传材料不宜尽为空言、宣传事业不能全为主观等要求。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宣传报告决议案》提出“视宣传工作为现在最切要的企图”，强调避免抽象、空洞的宣传方式。

为贯彻上述要求，国共两党对深受民众喜爱、具有历史传承的粤剧及各种地方戏剧高度重视，在利用、改编广东传统地方戏剧资源的过程中注入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思想，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演剧活动，竭力使戏剧、话剧表演艺术成为宣传革命思想、鼓动革命风潮的有力武器。在国共两党引领下，“广东的工、农、兵、学、商各界都自觉不自觉地建立起爱美的——非职业的话剧团体和组织，在青年、妇女、军事、工厂、各条战线，经常或间断地开展有声有色的话剧编演活动”。由此掀起了广东革命话剧发展的高潮。

2．话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的革命演剧大多是改良粤剧，即基于粤剧曲调、辅以方言对话的形式，演出的剧目有《文天祥殉国》《虐婢报》《一炮定台湾》等，这些剧目一般被称为改良新戏、文明新戏、文明戏。演出这些剧目的人多是清末广东革命党人组织的戏剧队伍，他们被称为“志士班”。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志士班”共有20多个。陈少白曾参与组建了优天影、民乐、振天声、振南声等多个新型粤剧剧社。其中，1911年成立的振天声剧社以“白话配景新剧”形式开展演剧活动，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这些“志士班”的演剧活动揭露晚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宣传革命思想，改良传统粤剧，推动文明戏的更新，为革命新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国外话剧从形式和内容上为中国新式话剧的发展提供了借鉴。1906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受日本“新剧”影响，在东京成立春柳社，演出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而来的《黑奴吁天录》。春柳社的演出以对话为主，通俗易懂，且形式新颖，充满民族主义情感，在留日学生和旅日革命人士中获得成功。在春柳社的影响下，以白话为主的话剧表演社团在各地逐渐建立，上海的春阳社、广东的振南天剧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白话剧的快速发展，为革命话剧的成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五四时期，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以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为模式的话剧在各地出现，话剧表现社会现实、引导思想解放的趋势更加明显。以演剧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开始是“使用昆曲、京戏以及鼓词快板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虽具有一定作用，但“直到发现和初步运用了话剧形式才找到直接表现他们政治感情的新锐武器”。自此，话剧与民主革命的时代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革命话剧的创作与表演日渐兴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的繁荣便是中国话剧运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3．民众革命意识不断觉醒的现实反

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的兴起与民众革命反抗意识的觉醒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广东，尤其是广州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近代以后最先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得以开风气之先，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上较为开放、务实。19世纪末以后，广东有不少人在海外留学、经商、做工，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更易认清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因而革命意识愈发强烈。再加上近代广东屡遭战争涂炭，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桥头堡。丧权辱国的耻辱、饱受欺凌的现状激发了民众的斗争意识。自三元里抗英斗争以后，广东人民屡次掀起反侵略斗争，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广东成为反抗外来侵略、推进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对此，孙中山曾说：“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

1917—1923年间，孙中山曾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在革命政权及其采取的各项施政举措影响下，广州作为南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地位逐渐形成，民众革命意识渐趋觉醒，社会革新氛围渐趋浓厚，革命思想迅速传播。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在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民众运动蓬勃发展，民众的革命意识空前高涨。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和民众革命觉悟的提升，推动了话剧、美术、音乐、文学等文艺反映革命现实、表达革命诉求的变革，导致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的大发展。

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活动

大革命时期，为更好地进行革命动员，国共两党及各群众团体组织大量白话剧社、剧团，经常演出革命话剧。当时较有影响的话剧社团有黄埔军校的血花剧社、广州工人代表会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领导的工人剧社、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所属的民间剧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领导的女子剧社，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大学、新学生社、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等青年学生组织的白话剧社，彭湃在海丰领导的农民白话剧社及广东各地方的白话剧社等。这一时期，从学校舞台到街头巷尾，从戏院剧院到集会战场，到处可见剧社表演的身影。各个剧社演出的剧目、内容、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大都以传播革命思想、声援工农运动、动员民众革命等为目标。

1．通过话剧艺术传播革命思想

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是革命话剧活动的主要目的。大革命时期，血花剧社本着以“革命的艺术”唤起民众、以“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的宗旨，经常在“市内南关戏院或在东较场和省议会的空地上搭棚演出”，在宣传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血花剧社随军出征，沿途编演了许多表达民生疾苦、揭露军阀罪恶的剧目，得到潮梅地区民众的高度赞誉。第二次东征克复潮梅后，潮汕民众强烈要求血花剧社再次出演。1926年7月 21日，在北伐誓师大会上，血花剧社上演《革命军来了》《碧血黄花》等话剧，北伐军的士气为之振奋。8月下旬，血花剧社为慰劳北伐将士，“特定于九月一、二日演剧筹款”，“聊表后方民众之热忱”。血花剧社的演剧活动始终追随大革命的脚步，发挥了革命宣传与动员作用，被誉为“红色的宣传使者”。

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领导的工人剧社是大革命时期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队伍。当时实际领导剧社工作的是共产党人刘尔崧、冯菊坡、陈其瑗等。剧社以广州第六甫青紫坊的易家祠（今龙津东路）为排练基地，演出经常就地搭棚，多演出深受民众喜爱的粤剧。演出最初不收费，后来也仅收取每位一角的低廉票价。“特别适合下层穷苦劳动大众的需要，上座率很高”。此外，潮汕工会话剧团常在“广场、戏院、庙宇”演出反帝、反封建及反映社会现实的家庭剧，颇得民众喜爱。

在革命宣传中，青年学生是十分活跃的群体。1925年4月23日，新学生社成员在“慰劳前敌革命军人游艺会”上出演话剧，白天演《救国男儿》，晚上演《阶级意义》，后者“描写社会制度不公、阶级万恶，具有打破及建设的深意”。澄中青年剧社是潮汕地区的青年学生剧社，创作并演出《圆长的道理》《闹学》等剧目，宣传革命思想和国民革命运动，广受民众欢迎。

妇女剧社也积极参演革命话剧。1925年5月25—26日，民间剧社在长堤青年会演出话剧《山河泪》《智与愚》以及郭沫若编剧的《王昭君》等，为即将随北伐军出征的国民党红十字会筹款。《山河泪》由革命青年陈曙风、赵雪如主演，同台演出的还有紫罗蓝的舞蹈及血花剧社李超、廖开君出演的双簧，被报界誉为“南中国有一无二之艺术家”，“诚不可不观也”。

2．利用话剧表演声援革命活动

大革命时期的省港大罢工是极具典型意义的重大革命活动。为援助工人运动，广州各剧社纷纷以话剧活动为罢工工人筹款，既给予罢工工人以经济支持，又起到革命宣传作用。1925年1月，血花剧社为筹款救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失业工友举行公演，演出票款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转交上海失业工人”。“五卅惨案”发生后，血花剧社为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并“为维持香港罢工回内地工友生活募捐”，于7月3至5日在广州南关戏院演出《恋爱与牺牲》《还我自由》《亡国恨》三部话剧。1926年8月，为支持“罢工周大游行”并“慰劳北伐军”，血花剧社在南关戏院“二十七日演剧《还我自由》《婚姻问题》；二十八日演剧《马上回来》《大理石像》”。血花剧社的话剧表演使黄埔军校与工农运动、校外民众产生了交集，既密切了军民关系，扩大了黄埔军校的影响，也唤醒民众反帝爱国意识。

1926年3月28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召开“省港青工大会”，新学生社成员到场演出白话剧《青工之路》。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洋务工会工人成立了警世钟白话剧社，排演原创话剧《农民之路》，“以期唤醒民心，团结奋斗到底”。金属业工会的白话剧社演出《世界主义》等剧，活跃了罢工工人文化生活，传播了革命思想。中华海员工会在电船、拖渡船员中组织剧社，自编自演，宣传省港大罢工的政策和意义，在工人群体中宣传反帝思想。

1926年“三八”妇女节之际，民间剧社为援助省港罢工女工举行“名剧表演”，“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先生及党立宣传员养成所全体女生，均出场充当名角”，以话剧《夜未央》向“勇敢牺牲为全民族请命之罢工工友”表达敬意。3月23—24日、30—31日，民间剧社相继在长堤青年会上演《聂嫈》《夜未央》等剧，支持女工维护自身权益。

3．借助话剧形式助推革命发展

大革命时期，话剧表演作为革命宣传的重要形式，每当重大事件、重要纪念日、游行集会等场合，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22年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当晚，其剧社就演出“专揭破资本制度之下遗产毒害”的《碧海怜香》，民众反响热烈，“颇尽一时之盛”，剧社因此“大受社会嘉赞”。

1923年1月20日，海丰县农会在农民新年同乐大会上组织演出反映农民悲惨生活的白话剧《二斗租》。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更有年迈农夫“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该剧深刻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激发了农民的反抗精神。1924年9月28日，广州番禺、长洲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活动流程中有“请军官学校学生唱京调和湖调”“演幻术”“白话剧”“摄影”“演影画戏”等节目，内容丰富多彩。

为支持黄埔军校建校，1924年10月，苏联“沃洛夫斯基”号军舰装载枪支弹药等物资抵达广州。为表示欢迎和答谢，黄埔军校学生举行话剧表演。“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时，血花剧社与民间剧社联合演出表现“帝国主义者残杀之惨状”和“民众被惨杀后之愤激”的话剧《沙基血》，“其剧情极有意味，至演员亦能现身说法，慷慨淋漓极能将去年此日之情状，尽量描写出来，”令观众“如入其境，为之动容”。

1926年10月，增城县召开庆祝北伐成功大会，演出话剧《吴佩孚末路》。苏联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时，海康县雷州醒民话剧社演出《发掘女权》，遂溪县剧社演出白话剧《恋爱与革命》。192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广大剧社演出根据孙中山生平史实编写的独幕剧《总理遗嘱》。丰顺县为宣传孙中山革命事迹，连演两场白话剧；钦县白话剧社演出新剧《迷信的怪相》；琼崖、罗定、灵山县等地也纷纷演剧纪念孙中山，一时间革命氛围弥漫全省。

总之，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话剧表演已渗透到民众生活和革命活动的方方面面，为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的作用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既反映社会现实需要，又映照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与向往。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促进了民众革命意识的深入，为大革命起到了思想宣传及社会动员的重要的特殊作用。

1．传播反帝思想，激发爱国情怀

大革命时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国共两党革命宣传的核心观念。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突出体现出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激发民众反帝反军阀意识的历史主题。

这一时期，各大剧社多次上演的《田仲香案》是一部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草菅人命的革命话剧。1923年12月19日，湖北汉口俄租界开泰街27号日本本多洋行副班丢失金表链一副，疑为该行厨师、华人田仲香所窃，不容申辩，即将田毒打，拘押逼供，最后田仲香“因伤致命，含冤死去”。而日本巡捕房“为推卸责任，竟谎称田系自缢身亡”。“田仲香案”引发起全国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各界纷纷抗议日人暴行，声援武汉人民的反日斗争。广州各大剧社根据这一事件编演了话剧《田仲香案》广为演出，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传播反帝思想效果显著。

血花剧社因其突出的革命性宣传“颇受社会欢迎，故获得一时之盛名”，被民众视为“唤醒民众、灌输革命思想”的革命剧社。剧社多次排演的《革命军来了》描写“军阀的专横和帝国主义的捣乱及民众受摧残的惨状”，激起民众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和反抗。观众评论说，这部剧“可算是一出很好的戏剧，或可说是被压民众的呼声，更可说是造梦的群众的兴奋剂。因为它能够将外人的野蛮欺诈，军阀的专横暴虐，及平民的痛苦，一一表现出来，使人看了永不能忘，使人看了生憎恶之感，这些才是戏剧的真谛！”澄中青年话剧团演出的《爱国男儿》，讲述爱国军官发现心上人是日本间谍后毅然与之决裂并将其击杀的故事。该剧演员慷慨激昂的表演将国家民族大义高于儿女私情的道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民众中传播了反帝爱国思想。该剧团演出的《黄埔怒潮》揭露“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的残暴，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生存而奋斗。

郭沫若创作的《聂嫈》也与反帝斗争直接相关。郭沫若曾谈到，“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楼上目睹英国巡捕枪杀上海工人、学生的暴行，义愤填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寓所，创作出话剧《聂嫈》。《聂嫈》在广州各大剧社多次上演，引起极大社会反响，被评价为“真正的革命艺术，有血、有泪、有爆炸力！曾经有数百万人为之下泪的艺术！”有力地鼓舞了民众的反帝斗争。

此外，讲述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侵略者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刺伊藤》，依据鸦片战争编排的《此恨何时灭》，以及《鸦片战争》《亡国恨》《二七惨案》《工厂主》《哀鸿泪》《朝鲜亡国恨》《饿死英国佬》等话剧，都从各个层面表现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残暴，激发了民众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反帝决心。

2．揭批封建军阀，宣扬革命主张

打倒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是大革命的直接目标，也是这一时期革命话剧宣传的重要内容。由于广大民众对军阀混战及其带来的严重灾难有深切感受，因而此类话剧极易引发民众共鸣，动员效果极佳。

在各种反军阀的题材中，血花剧社演出的《皇帝梦》、工人剧社演出的《袁世凯发梦》、海丰剧社演出的《打倒袁世凯》等均讽刺了袁世凯逆时代潮流复辟帝制的丑态，警醒民众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血花剧社表演的《革命军来了》表现了革命军攻下惠州，军阀杨坤如狼狈逃窜的情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梁杰人在观看后认为，该剧演员“深得军阀的神髓，能以最短时间，将军阀的坏根性，自然流露出来，使民众——至少我一个看了，能够发出一种憎恨军阀的心思”。民间剧社与血花剧社合作演出的《火花》，以打倒军阀，驱逐滇、桂军为内容，颇受民众欢迎。民间剧社的表演“成绩极可观，历次表演均得社会上许为真正为艺术而工作”。

民间剧社演出的革命话剧《夜未央》是波兰剧作家廖抗夫原著，讲述一对饱受压迫的革命青年因被俄皇暴政摧残而奋起反抗、刺杀俄皇的故事。该剧鞭挞了俄国封建专制的黑暗残暴，颂扬了革命青年勇于同专制、压迫作斗争的抗争精神。1926年5月24日，真相剧社在广州上演《黄兴归天》。因内容逼真，情节跌宕，当演至“归天、哭灵”二幕时，“观众筋脉舒张，恨不能立执干戈，参与革命，与恶军阀奋斗，拼个你死我活为快”。该剧感人至深，起到了有效的宣传动员作用。

1926年11月，广大剧社排演的话剧《总理遗嘱》是专为纪念孙中山而创作。这部独幕剧在剧情上十分紧凑，集中表现了孙中山为民族复兴和革命事业甘于奉献、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在演至孙中山于弥留之际口授遗嘱时，“在场看剧的全部员生以及全场观众，肃穆无声，一致起立，表示哀悼”。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发了民众反对军阀、革命到底的决心。琼海中学学生根据话剧《大义灭亲》改编的琼剧《爱国青年郑民威》及演出的《打倒土豪劣绅》等，“都博得群众的好评，总是一演再演”。

这些革命话剧的上演，将抽象的反封建、反军阀理念通过具象化的舞台形象和演员表演表现出来，或嘲讽军阀的丑恶嘴脸，或揭露军阀的罪恶统治，或歌颂反军阀革命志士的奋斗精神，或揭示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使广大民众受到生动形象的革命宣传教育。

3．抨击封建主义，倡导妇女解放

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大革命时期的许多话剧以批判封建压迫、激发民众革命觉悟为内容。血花剧社创作的《还我自由》以哑剧形式讲述一对青年男女恋爱不成、被地主婆活活拆散的故事。由于故事情节凄惨加上主演陈赓、李之龙等将角色演得栩栩如生，台下观众看得悲愤交加。演至高潮时，甚至有学生激动地高喊“还我婚姻自由”“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不许封建地主欺辱、霸占妇女” 等口号，演出效果极佳。广大剧社表演的哑剧《说不出》讲述受地主压迫的农民奋起反抗的故事。这些话剧内容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教育效果特别好。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属的白话剧社演出的《爱情是什么》《碧海怜香》等大型话剧，他们“既在各校组织演剧活动，也到校外发动青年工人演出话剧”。因剧情内容契合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时代潮流，真实表现了青年的情感生活，排演后在青年和学生群体中引发热烈讨论，激发了青年对人生、爱情和社会改造问题的思考。

以女性为主体的民间剧社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引导广大妇女参加革命。剧社成立之初就以艺术革命化的标准开展话剧活动，演出排练必须有剧本，演员必须严格按照剧本内容、对话台词以及角色设定反复排练，熟练后方可登台演出，其演出的艺术性和整体水平有较高水准。剧社上演《少奶奶的扇子》《三个叛逆的女性》《山河泪》《棠棣之花》《夜未央》《王昭君》等著名话剧，轰动一时。1926年3月23日，民间剧社为援助女罢工工人，上演《聂嫈》。“其桥段情节，哀感动人，间有泣下者”。剧社演出的《棠棣之花》，“剧本富有革命性，而又不失温厚含蓄的感情，结构笔墨都极灵妙”，表演方面“可说是很好”。民间剧社“以革命之精神，为艺术之表演者”的特色得到社会认可，被称为“广州唯一之革命化、艺术化的新剧社”。民间剧社还率先实行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开戏剧界男女平等、男女合作风气之先河，体现出反抗世俗、追求自由解放的鲜明特色。

192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艺大会上，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演出白话剧《自由神》，俄国女士演《妇女世界》。妇女解放协会游艺部编写出许多表现妇女悲惨现状，呼吁妇女反抗礼教与专制压迫、追求自身解放的话剧，如《五十元》《孔雀东南飞》等。彭湃领导的海丰剧社演出话剧《秋瑾》以及根据当地女子彭素娥反抗包办婚姻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白字戏《彭素娥》及白话剧《女性先觉》等，激发了更多年轻女性走上反抗封建制度、投身革命的道路。

综上，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及工、农、学、兵、妇女界各群众团体为扩大革命宣传，纷纷成立各种白话剧社、剧团。在革命浪潮推动下，话剧更多融入了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礼教的时代诉求，且因其革命性、大众性和娱乐性兼备的特点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对于话剧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时人评论指出：“戏剧是平民教育的利器，或可说是文化宣传的工具，因为戏剧能够深深印入群众的脑海里。民众观剧所得的影响，永久不能消灭，最容易被其感化，故处现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专横的时候，欲求民众的觉悟，用戏剧来宣传是最好没有的了。”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屡有创新的广东革命话剧起到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众觉悟、提升革命意识、促进革命动员的重要作用，成为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文化的突出特点。同时，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活动还为此后苏区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利用民间戏剧及传统艺术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实施革命动员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历史借鉴，丰富了中共革命文化、革命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作者】冯夏根，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晓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标题】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话剧活动论析

【频道编辑】李晓霞莫群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郭芳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3期